1982年仲春的一天，北京复兴门外的大院里，枝头新绿，微风带着丁香花味。上午九点，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、副总经理的走进办公室，桌上的文件已码得整整齐齐。他顺手翻开最上面的一封信，是自己给中央写好的请辞报告。信里只有短短数百字，却字字如磐：年逾花甲，自感体力不济，愿退居二线，将机会留给年轻人。

　　就在这封信准备盖章上报之际，距此不足两公里的里，荣毅仁也提笔疾书。老资本家出身的新时期“红色管家”，对熊向晖在中信九个月里的表现颇为倚重。他在信中直言：“熊向晖熟内外形势，尤谙国际商务，失此一员，可惜。”信末加重一句——“恳请总理不要批准。”

　　荣毅仁为何如此看重这位年过花甲的“老同事”？答案得追溯半个世纪前。1919年4月，山东莱州的春雨刚停，一个名叫熊汇荃的男孩出生。勤学好问的父亲教他背《左传》，练小楷，打下惊人记忆力的底子。1936年，清华园中，年仅17岁的他经许立群介绍加入中国，并化名“熊向晖”。

　　真正让他走上传奇之路的，是1937年底周恩来的一句“需要一名能进胡宗南内部的人”。蒋南翔想到了机敏健谈的熊向晖。于是，熊向晖报名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，摇身一变成为“熊向晖”，随后被胡宗南相中，留在身旁作机要秘书。

　　胡宗南此人警惕心强，却偏好才俊，熊向晖写的讲话稿铿锵有力，“像卷冲锋号”——这让胡宗南对他青眼有加。就是在这种信任庇护下，熊向晖先后两次将“闪击延安”计划完整送达延安。1943年6月，他把西安、洛川会议的攻边日程原样背出，藏在脑中，以暗号电台拔地传递；1946年10月，他更将蒋介石批准的《攻占延安方案》与兵力部署，一夜之间送抵延安。

　　彼时的延安紧急戒备，朱德电询西安，周恩来疾赴前线：“务请双保险！”胡宗南摸不着头脑，还让“刘大钧抓内鬼”。熊向晖反倒冷静配合，“请列出知情者名单，我来协查。”这一“自检”绝妙地避开了自己，反把疑云散给周围副官。蒋、胡两度雷霆之势，皆因情报外泄而偃旗息鼓，背后推手正是这位看似斯文的机要秘书。

　　1947年3月，胡宗南率十五万之众再次北犯。美制便携测向仪锁定“兴县”，企图捕捉党中央电台位置。熊向晖以“紧要文电”名义令卫兵连夜送出密信，提示中央立即停台、转移。几天后，延安城留下一座空城。胡宗南虽进城，却像落进戏法，终究只捞到一片黄沙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熊向晖隐下“潜伏者”身份，先在外交部新闻司任副司长，后调入总参谋部做国际形势研究。1971年7月，他以国务院总理助理身份参加周恩来与基辛格的秘密会谈，为破冰中美关系准备背景材料。联合国会场上，他与乔冠华并肩而立，亲历五星红旗首次在东河畔升起。

　　光环之外，熊向晖始终保持低调。外事接待中，他偶尔自嘲：“谁规定地下工作者就得会跳舞？”一句玩笑，道尽多年隐秘生涯的艰辛与豁达。

　　1982年初，国家机构改革方兴未艾，中信公司急需一位介乎政经、通晓国际的“压舱石”。中央点名熊向晖出山。可他刚刚自美国带回第四子女，在家中老母又重病缠身，一颗去留之心难平。于是便有了那封请辞信。

　　荣毅仁的推荐信送到后，当即递到国务院总理案头。总理只批了五个字：“缓议，勿批退。”几天后，工作人员通知熊向晖，“中央建议你暂不离职”。据说电话那端，熊向晖沉默几秒，只淡淡应了声“遵命”，便放下电话，又钻进文件堆里。

　　此后三年，他主持修订了中信第一套境外投融资操作规程，引入多家海外机构，协助谈下了雅宝路写字楼、冠名航运包机等项目。1985年8月，中央批准他不再兼任党组书记，但仍保留副董事长，直到1989年正式告老。

　　2005年9月9日，北京初秋的雨夜，86岁的熊向晖静静离世。消息传来，曾与他并肩经历风浪的同事只说了一句：“老熊这一辈子，从没离开过前线。” “第一军的秘书”、人民外交的“暗线翻译”、改革开放的“幕后推手”，几重身份终汇成简朴墓碑上的八个字——中国优秀党员、革命战士。

　　历史的帷幕总在悄然合拢，留下的却是一行行深刻足迹。熊向晖生前把功劳写给时代，身后只留淡淡姓名。荣毅仁当年那句“中央不要批准”，或许正道出了一个时代对他的珍视——风云散尽，干才仍是国之所需。